我到过许多名城，在武安最幸运，住财富酒店向外看，超大的故县城，几乎一览无余，宋代舍利塔就是个明显的标志。名城工作，我曾从事过，听建设部已故的王景慧先生抱怨，把名城当荣誉称号很有问题。任何有历史的城市，其实都应去保护自己的遗产，而公布历史文化名城，则是法定的政府责任，更要主动作为。近来读书感悟，我国首任文物局长郑振铎先生(1898—1958)也较早就提出保护名城的动议。他1957年在《拆除城墙问题》一文指出，“拆除城墙的风气流行各地。千万再加考虑，再加研究一番才是”；同年日记有访问捷克的“保护城”，有“武伯纶、罗哲文来谈”，后二人发表《记捷克斯洛伐克的文物保护工作》，介绍该国“30个城市作为保护单位”。我国公布的国家级名城，虽已不少，仍大有潜力可挖。故仅以对武安的初步了解为文，旨在提出名城重大价值认知及实现的问题。
武安县城市全图
名城武安的全国性意义
河北武安名城在文化与学术上的意义，包括潜力，尽管有一定模糊度，但正是价值重大，应上升为国家级并且群体整体保护发展的理由。
1. 明清时期的商帮大城
武安故城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县城，或没有之一，在明崇祯七年，完成了周13里的外城垣。由此看，武安号称“小北京”委屈了，是比北京还北京，北京外城并未建完整。
很凑巧，我刚到过浙江省龙游县，据称是我国古代十大商帮中唯一以县命名的“龙游商帮”所在，见该故城的城池图显示，城外还有几个“坊”。该省“美丽县城建设”试点，始于2014年，约在习近平总书记发出“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”的指示后，该县是试点之一。现在古县衙至南城门的成片遗址已展开大规模发掘，但城外这个特点尚未注意。这几个坊，是商帮城市的重要见证，同时说明，认知一个城址，不应以城池为限。
武安故城分内外城。设外城，大概与当时商帮发达及保卫需求有关。为保卫商业扩城或许是较普遍的历史现象，但武安至少是个代表。而其外城如此之大，恰为以县命名的“武安商帮”的铁证之一。历史将由此明确：“十大商帮”只谓其多，必有武安。
武安文庙基址地表
故城的地面，年份早的，舍利塔外，还有8棵古柏，在市工会院内，属文庙旧址，不明具体位置，分别标为380年、550年、880年以上。地表已掩没树根，表明古老地面还在下面。树木前，现已是危房的礼堂下，应尚存古建筑基址。难得东山文化公园展有大成殿的老照片，很像7开间的。如属实，就出现一种可能：曾还扩建了高规格的文庙。北京顺天府的文庙大成殿，仅5开间。这不还是商帮大城的铁证吗？
武安外城，完整而非规整，很有特点。《嘉靖武安县志》记，外城似早有，嘉靖二十三年“复筑外城砖楼四座”。在南关街“知识书店”，有人给我个知识：“这里原来叫北关街。”也许人们曾认为武安是两个外城，各有南北东西分界，正应《武安之最》一书所言：昔时县城最典型的特点——“三平”“四调”的“四调”，如“南沟街”却在北城。知识书店附近有“大胡同”，应也隐含着什么惊人故事，北京的胡同多，称“大”的还未见。
2. 隋文帝城市建设一绝
隋朝短暂，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却极重要。武安市有该时代先后新建的两个县城，很难得：市西部，地面尚可见隋文帝开皇十年所建“阳邑县”城址，文帝去世后，县降为镇，曾号称“小上海”；武安故城的内城，是隋炀帝大业元年(605年)的县城，延续至今。
再次统一中国的隋文帝，其历史贡献，有人认为超过秦始皇，但揭示远远不够。他登基第二年即开皇二年(582年)就快速营建设计严整的都城，名“大兴”，84平方公里余，为古代世界第一壮举。文帝改行州县制，还新建不少州、县城市，应有标准，但研究少。武安县得名，无疑出自炀帝，但选址规划应在前，是文帝的。文帝的最后几年，曾分发舍利在各州建塔，武安“舍利塔”得名，或与此有关，于是也与建城有关，甚至当时打算在此设州：“洺州”治所，是要改在“两洺环抱”之处的。这并非全无可能。文帝所设州县及命名，不少与山水有关，如永州、循州(今惠州)、南溪县等。
山东青岛的即墨，开皇十六年易地所建县城，我曾到过并发论文，认为可证隋文帝推行城市建设标准化的历史贡献。该县城如都城缩影：形状也呈东西横长，面积如其中一小坊，周4里；县衙在城内北部居中，街道布局也呈丁字。为皇帝设计建造首都的宇文恺，“后拜莱州刺史，甚有能名。”即墨为莱州所统，其“能名”应包括规划新县城。地方志记载，城垣为元代筑，但不发掘怎知实情，隋时只建县衙，利用自然山水为城，或以木栅代垣，也有可能。
于是真想进一步了解隋代武安。后来的县城图，似仍可见那时痕迹：内城的大体形状，东西稍长，“周围三里二百七十步”；县署的位置，现为市政府，在中部偏北，门前为东西横街，正对向南的庙路街，显示全城有丁字布局。但为何无南城门，东侧还有十字街，诚是问题。阳邑故城形状，观察卫片，也似东西稍长。隋代的县城建设，究竟如何，武安应可做出部分解答。
3. 曾经多水有山的城区
隋代，直到后来商帮发达，武安都还是座美丽的山水城市，走下坡路是在以后。初见那幅康熙年间县城图，原以为紫金河是穿大城而过的大河，很为居民庆幸，也有感觉，就是城区河流不会仅此一条。果然，《武安博览》一书有“九龙出水”一说，这大概不止说的护城河——整个故城应是坐落于沟、岗之上的。如城隍庙前的“城河街”，地势低下去了，原是护城河。“新街”是后成街道的，大概也是条沟。《嘉靖武安县志》记，之前的城“东、北二面水沟为隍”，之后易以砖城，“四围砌以深濠”。沟壁竟要加“砌”，可见水势不小。
“三平”，信息更重要：“三平”是指县城的三个高点都在一个水平面上，即宋代舍利塔尖、元代东岳庙顶、明代西南门城楼顶相平。今人都知道舍利塔之高，与其尖顶齐平，谈何容易。这只能说，至少有两座像模像样的山岗，位列于城。
观察今天城市细节，仍有感受，如：离财富酒店不远，有“南岗街”，应距西南城门很近，街上居民，在中山大街高架桥下，对我指划西城墙原来位置，“有8米厚”。武安城垣和街道走向，以及民居朝向，并非正直一律，说明城市建设有对山形水势的利用。现在许多看似一马平川的城市，其实是不断“高平低垫”的结果，武安市区虽已不再显山露水，但地貌起伏还大规模存在。
“三平”说的出处，很值得探究，也许扩城后的某时期，武安的规划管理，曾有为维护风貌的“控高”。这是否“第一”，什么“之最”，不好说，但武安能荣获“全国规划管理先进单位”，看来也有历史背景。武安城市人居生态环境何时最佳，关系未来，实在更急需探究。人类改造自然，取得进步同时，也破坏自然，危及自身。在人口密聚的城镇，问题更突出。解决好这一突出问题，才能彰显武安名城的全国性意义。
以上三点，是武安名城重大价值所在，现存的街道格局和建筑风貌，只是表象，并不都反映其本质。武安名城的主要特点，是城址众多，形成“城摞城”(学界称之为“古今重叠型城址”)“镇摞城”“村摞城”的现象。这些城址都有地方史意义，而有些如武安故城还有中国及世界意义，需要给予群体整体保护发展，一个不落，寸土必究。对武安名城重大价值的认知，远未终结，价值实现，更非易事，需要采取超常规做法，确立超长期战略目标，同时采取一系列优先行动。
武安县署旧址(现市政府)门前的丁字布局
超长期规划的战略目标
保护遗产，包括文化与自然的，不管什么类别，即属遗产，主要目的就是承传后代，不是一两代，而是“利在千秋”。党的文物工作方针，“保护为主”即以后代为主的意思。现在的名城规划，即使战略性概念性的，规划期也不过二三十年，这并非对名城的高要求。
为名城设定50至100年的规划期，也基于常识，即任何建筑都有寿命，而一般水泥建筑不足百年。因此，要对现存所有新旧建筑物加以甄别，从长计议。有不少即使到寿命，仍要维修；也有很多，是长期人口剧增、建设无序的产物，不仅挤占了公共空间，还令居住拥塞，到寿命后，需予拆除，揭示并利用好其底下的遗存。如财富酒店，建于城外，又能做观景设施，可长期保存，而有些城内的高层建筑，就可以在若干年后到寿命时拆除。
名城的现实意义，至少应包括几方面：纪念、欣赏；科学研究；对城市生活、生态的实用功能。现在多重视前者，其实几者结合，才相得益彰。我国隋唐以来城址多有沿用，如：城垣遗迹，有作防洪堤、道路基础的；城内水系，很多被填埋，但在地下分布，仍有蓄排水功能。如扬州市区发掘展示的宋大城西门遗址，低于地表约2米，雨后积水能很快排出，是地下毛细水的作用。从武安故城现存树木的长势看，地下水系应还很丰富。
中国是地下“文化资源”最丰富的国家，是郑振铎先生说的，武安很有代表性，正是我国地下文化资源最丰富而且重要的城市。地下城址，很多名城因此出名，不仅是不可或缺的旅游资源，还是科学研究和人居环境改善的可利用资源，也可以说，是“五位一体”建设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资源。因此，要设置超长期的战略目标，全面认知、保护、发掘、展示、实现与发展名城的重大价值。
总体目标，可描述为：逐步让名城及其城址发挥广泛的积极作用，疏解占据者，拆除到寿命、无价值的建筑，揭示并利用好地面地下蕴含的重大价值，恢复山水生态。武安故城将成为文化旅游的核心区，而且仍是充满活力的市区，居住将调整为以游客和有关服务者为主，交通以步行与公交车为主。随着城市现代建成区的扩大，这个目标已由必要转化为可行。
目标的描述，还可做几方面的细化：
——塑造有特色的城址景观
多样化展示不同时期的城址，总体性抉择，是恢复高低错落的形态：大小遗迹广场，将星罗棋布，珍贵而脆弱的“高平”之地，得到妥善修复；标志性建筑的重建，应借鉴杭州雷峰新塔的模式，在发掘的遗迹上覆罩，并作展望台；任何实用建筑，包括商住，可参考雅典新卫城博物馆做法，创新设计，在遗迹上由架空柱支撑，每一柱孔都经发掘，以了解更早的遗存。
——退出房产占地还以水系
自然的水流，与现代地下管线比较，对人居环境来说，到底不同。长期形成的城市水问题，需要长期解决。逐步退建还水，或暂为绿地、湿地等，实现地下水系遗产保护活用。
——发掘并作为考古保留地
考古发掘，颇费时日，且带有破坏性，既要不放弃任何机会，也要精细，同时创造条件展示现场，展开复原研究，并由公众参与，以供进一步展示和恢复之用。发掘是为不发掘，留待后人。为此，地下停车场之类的设施，应终止建造。
武安城中已拆迁腾退出来的空地
为长远目标的优先行动
名城的棚户区改造，同其他城市一样也在普遍进行，但无特殊政策与策略，有的设计在拆除前就完成了，有的拆除后等待设计，都急于打造风貌，活跃“业态”，视地下遗迹为“荡然无存”，且为增加容积率和方便交通，大搞地下设施，仍未摆脱房地产开发的窠臼。扭转这种趋势，要抓紧行动。
1. 街巷实地介绍的全覆盖
古旧地名是一类特别重要的文化遗产，在实地介绍，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现在武安市区地图，还保留了很多有意思的地名，如“胡顺门里街”“胡顺门外街”“沙沟门里街”“沙沟门外街”，实际上标明了城门的大体位置。而“塔西路”为后起新名，原是故城最早的东西横街，或曾称“正本街”，更要详加介绍。北京的一些胡同，已有说明牌，武安可争取在短期内实现全覆盖。
这项工作的必要性紧迫性，可在1963年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》中得到启发，该办法要求实现“大四有”：(一)为了防止人为破坏，必须划定保护范围，做出标志说明，建立记录档案，组织具体负责保护人员。(二)为了解决和生产建设的矛盾，更好地发挥文物的作用，要进行规划工作，以便纳入城市或农村建设规划。(三)为了防止自然力的侵害，应逐步开展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和保护措施。(四)广泛地运用各种方式，进行经常的宣传与介绍。经验证明，为了广泛动员群众，使文物少遭破坏，“宣传与介绍”也是首要的抢救措施，要加大投入力度。
对名城重大价值的整体和细节，特别是地下城址，实地介绍，才能发挥好作用，与城乡规划工作良性互动，应“广泛地运用各种方式”从简便易行的做起来。
2. 城址的大面积发掘展示
城址特别是市区城址的发掘，揭示名城重大价值所在，本身就是名城发展建设的中心工作，也是文化和旅游活动的先导部分，所以不应等待配合别的什么建设，而应在受到任何破坏威胁时提前主动进行；更不是配合什么展示工程的项目，发掘与展示，必须同步进行，展示科学过程，比所谓结论更有意义。对有关规划设计，包括古建筑恢复、历史街区打造、文化产业开发等，发掘展示具有决策作用，必应在前，而非其后。不少名城的古建筑恢复，由于设计施工在前，即使有所发现，也被忽略，有记录的，也未公开。开放考古现场，边发掘边参观，秦兵马俑坑在几十年前已做出示范，但现在习惯不是这样，需力争创新。
一个实验场，就在城隍庙到塔西路一带，是大片拆出的空地，一些旧楼房也已腾空。大面积揭露，才可以将延绵起伏的地貌表现出来，几个时期的建筑活动遗迹，也将显现。对这类遗存的认识，有关学界的朋友更在行，应提前介入发掘；建筑、园林工作者更要参加发掘展示的方案设计，为参观的安全与方便创造条件。
繁华市区，长期存在建筑垃圾，即使围挡起来，也是不可容忍的。“中国园林城市”武安，需要创新一种快捷简易的园林化模式，以备接踵而来的不断发掘展示。
3. 成立市区发掘展示机构
为什么要成立名城自己的这种专门机构？说来话长。文物保护法的前身，国务院1961年《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》曾规定：“文物较多的专区、县、市应当设立保护管理文物的专门机构，负责本地区内文物保护管理、调查研究、宣传、搜集、发掘等具体工作”。大概是对“发掘”有非议，为避免乱挖，后来不提了。我国的考古队伍，本较小，力量主要分布在省级以上，主要投入于汉代以前的研究，于是隋唐以来的城址，查《中国文物地图集》便知，大多未作为文物登记。规划和建筑的人才，要比考古多许多，对时代较晚的城址、建筑址，本应更感兴趣，但往往只把发掘而且公开的遗址作为研究对象。“城摞城”是道难题，我国一直没解决，有关学科长期未把文化资源或遗产“管理”作为研究和教育的内容，也是重要原因。所以，城市必须有自己的常设机构，去做那些别人不去做或不易做的事，专门从事市区发掘展示，并成为一个跨部门跨学科合作的条件平台。
我国的名城，在上世纪90年代，市区发掘曾风起云涌，但仅镇江市有过专门的“古城考古所”，享誉一时。这个所的创立者，考古学者刘建国先生退休后，我曾去看他。在市区“铁瓮城”遗址，他为市规划局办了个简易的博物馆。新时代的武安，可正式树立起名城市区发掘展示的大旗。
以上挂一漏万，还有事要赶紧做。比如，俯视武安故城，或在财富酒店这个展望台，成片的屋顶，到底该呈现什么色彩和韵律？城市在不断变化，就需抓紧研究。
现代城市，历史文化遗产究竟何用？郑振铎先生有个说法最贴切：“我希望人人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地面和地下的文化宝藏，这不仅仅是为了学习遗产推陈出新的需要，还要为后代的子子孙孙保存文化遗产，作为对他们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力证。”对城市发展来说，空喊创新，于事无补，只有学习“地面和地下”遗产，包括未明晰的“宝藏”，而不是别的什么，才能在创新的同时，获得全体人民和代际的凝聚力。创新力与凝聚力，共同构成的是生命力。所以，城市保护自己的遗产，是城市生命力的不竭源泉，也是发展的唯一正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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